我是张绍岩，是一名科研人员，从事体育科研工作三十多年。

这辈子我投入了全部的心血，做了一件最值得骄傲的事，就是研究骨龄，今天，我向大家讲讲我研究骨龄的故事。

这就要从1978年说起。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，百废待兴，人们都憋着一股干劲儿，都想着建功立业。当时我在张家口沽源当体育老师，工作稳定，已经有两个孩子了。但是我一心想要深造，想考到北京去，经过艰苦的努力，终于成了北京体育大学的一名研究生。

也正是那一年，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，我在广播上听到郭沫若同志发表的文章《科学的春天》：“让我们张开双臂，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！”我内心受到很大触动，下定决心，一定要为科研干出一番事业来。

1978年，全国科技大会

1981年，我研究生毕业以后，分配到河北体科所工作。那时候我满怀雄心壮志，可体科所刚成立，没什么研究项目，我可做的工作也不多。

当时体育系统面临一大问题，在比赛中，有人为了成绩，在运动员年龄上造假，以大充小。导致赛事组织很混乱，教练员之间、运动员之间、教练员和领导之间产生了种种矛盾，种种冲突，有的甚至大打出手，滥竽充数的上来了，真正的好苗子被埋没了。这种现象不仅在河北，在全国也是比比皆是。人们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，但又一筹莫展，严重影响了青少年后备人才的选拔，影响了体育事业健康的发展。怎么办呢？解决这一难题，骨龄检测是最好的一种突破口，只有确定骨龄标准，才能认定运动员的年龄到底有多大。

但在当时，我国的骨龄研究是一片空白，我们只能参考国外的标准。但是，东西方儿童的身体状况和骨骼发育是有差异的，照抄、照搬国外标准是行不通的，建立我们自己的骨龄标准迫在眉睫，于是，我下定决心，一定把这件事干出点名堂来。

但是当时的基础一穷二白，做这件事谈何容易啊，先不说别的，我连最基础的资料和文献都很难找到。

省内基本上什么资料也没有，只能一趟趟跑到北京去查。有些重要资料，连北京也没有，就要托人去国外查。记得有一次，我需要一个特别重要的资料，我在国内找了一两个月都没有找到，最后只能托在国外的同学帮忙，才算找到了。

张绍岩搜集的资料和文献

所幸，我们这些辛苦都没有白费。经过查阅各种资料，我设计了科研方案，并向当时的省科委申请项目立项。

省科委的人一听我们体育人要搞科研，态度非常冷淡，说：练体育的不就是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吗，你们就跑跑跳跳，打打球就完了，研究什么呀，有什么可研究的呀？他们的误解，更加激发了我的决心和斗志。后来的几个月时间里，我一次次地跑到省科委，向他们解释，据理力争。

经过我的不懈坚持，省科委终于通过了我们的骨龄研究项目，批给了两万块钱的资金。

说真的，两万块钱搞科研太少了，人家还是有看不起的意思，就是随便给点钱，打发走就完了。但我却非常高兴，满怀信心地开始准备干工作。

为了省钱，在购入设备时，除了关键设备，比如X光机、暗盒、胶片等等用好一点的，其他的，我们想尽办法能省则省，就连X线防护箱都是我们自制的。所有设备加起来至少有二百多斤，当时我们只有两辆自行车，带这么多设备太费劲，后来又狠了狠心买了一辆三轮车，虽然简陋，让人笑话，但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流动科研站，我和另外两个同事用三轮车拉着我们的宝贝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跑。

骑着三轮车搞科研

研究骨龄最基础也是最困难的工作是取样。

我们确定的取样例数在石家庄、承德、唐山三个城市，男女共二十多个组，每组200人，从刚出生的婴儿，到19岁的青年，从托儿所，幼儿园，小学，初中，高中，到大学，我们需要联系各个学校，征得同意，了解每个孩子的身体状况。

最麻烦的，是要提前了解每个孩子的出生日期，到了孩子的出生日那天去取样。

尤其是年龄小的孩子不配合，还要请家长协助，要是家长不理解，还要费尽口舌做家长的工作，这项工作非常繁琐，完成一个学校的测量要跑好多趟，至于具体要跑多少趟，我自己也记不清了。

但这些辛苦对我来说都算不了什么，当时我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怎么样更好的完成这个项目，早日建立骨龄标准，为我们的科学选材提供一份力量。

两年下来，我们共跑了三个城市的70多个学校，收集的样品数据高达4000多例。

骨龄X光片

1985年，省内骨龄标准项目结束后，我们向科委上交了工作报告和技术报告，科委领导很受感动，他们说，全省所有的科技项目中，没有一个像你们这样，拉着小车搞科研的、这么干工作的。以后有项目，我们肯定支持。

省内标准的成功，坚定了我一定要改变人们对体育科研有偏见的信心，也让我看到了体育系统对骨龄的迫切需要，我想，我们国家这么大，光有省级的标准是不够的，我们应当有一个全国骨龄标准。

1987年，我又向国家体委科教司提出了制定国内统一的骨龄标准。

国家体委科教司专门成立了全国课题组，由我任副组长，这样工作量更大，要去哈尔滨、兰州、重庆等几个城市，每个城市需要几千人的取样例数，同样需要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去跑。

那时候，我们两、三个人，背着一大堆设备，坐火车去外省取样。

记得有一次去重庆，上火车的时候，列车员看到我们拖着大箱小包的，死活不让我们上车，尤其是X光防护箱，尺寸太大，必须托运。但这种防护箱是自制的，如果托运几次就要散架。我只好一遍遍地解释，人家这才同意我们上了火车。

张绍岩带队搞科研

2000年以后，我们又开始了对骨龄标准修订的准备工作。这个项目还成了为奥运攻关重点科研项目。这个工作从2003年正式开始，到2005年结束。做得很成功，并在2006年通过鉴定并由国家标准局出版了修订标准。

张绍岩著《中国人手腕部骨龄标准——中华05及其应用》

三十多年来，在骨龄的研究和应用工作中，我看过的X光片有多少张，已经不能统计了。光是在做全国标准的时候，我一天就要看三、四百张片子，一年看了两万八千张片子；在修订标准的时候，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，同样两万多张X光片全是我一个人看的。这就比一般的骨科大夫一辈子看的都要多。

由于长期的疲劳用眼，我的眼睛开始出现病变。

其实在做省内标准的时候，我就每天长时间用眼，看文献资料，看X光片，我的眼长期感到疲劳，那时候，我根本顾不上这些，还是没日没夜的看片子，做研究。

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，我的两眼看东西模糊，视力减退，怕光，去医院治疗，换了晶体，恢复还不错，视力也恢复了，那时候也没有多想，出院以后，就继续像以前那样投入工作了。

但是眼睛还是长期处于疲劳状态。2000年以后，我的左眼视力下降很厉害，眼睛中间出现一个暗点，后来都看不见东西了，去医院检查是眼底出血，诊断为黄斑病变。住院治疗后，虽然能看见东西了，但视力很低，看东西也是扭扭曲曲的。

妻子和孩子心疼我，他们让我不要再搞科研了，妻子说，你就不能让别人去做吗？我就向他们解释，我的工作不能停，让他们理解我。

过了一年多，眼底又一次出血，虽然经过治疗，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，左眼基本失明。只有右眼还剩下一点很低的视力。比如倒水，明明看着是往杯子里倒，但就是倒不到里面。

即便视力很差，张绍岩依然活跃在骨龄应用推广一线

让我欣慰的是，我多年的付出没有白费，全国课题组项目鉴定的时候，国内儿少卫生学界最高的学术负责人、学部委员叶恭绍评价说：“骨龄在医学上非常需要，我们医学界多少年都想做这个工作，一直做不成，没想到被你们体育界给做出来了。”

我的骨龄研究成果出来以后，不仅在河北省，在全国的比赛、选材工作中都得到推广、应用，从此以后，中国运动员年龄判定有了标准，科学选材有了依据。

我制定的骨龄标准，被编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》，成为中国目前唯一的行业骨龄标准。

张绍岩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

除了体育界，我的骨龄研究还引起了医学界和司法界的高度重视，骨龄最重要的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，它用于儿童保健、生长发育疾病的诊断和监测。

骨龄在司法界，主要用于未成年人的年龄推测，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年龄。

直到近期，一位欧洲的专家看到了我的论文，通过邮箱跟我联系，他说，他找了很多资料文献，你们的样本最正规、样本量最大。在合作研究之后，他又说，在亚洲的几项研究中你们骨龄评价可靠性是最高的。

除此以外，在为一线运动队的服务中，河北体科所的其他科研成果，像骨维力饮料、李梅素的科学训练体系等，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科技助力全省的体育工作。尤其是骨龄研究，始终保持着全国的领先地位。

张绍岩在进行骨龄应用推广培训

其实，我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，靠的是沉下心思，埋下身子，默默无闻地去做。

自从我开始搞骨龄以后，人们说我，这小子整天钻在屋里也不出去，也不找人说说话，也不出门转转。

就是因为，我们的骨龄研究从零起步，任务重，基础差，又没有什么参考依据，很多都要学习国外的，要追赶人家，就要先学习人家的经验。所以我总觉得我的时间不够用。我只能争分夺秒，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，才能把研究工作做好。

回望我的一生，我为骨龄研究下了一番功夫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，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。唯一让我有愧的，就是对父母，对家人的亏欠。

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来没有过节假日，除了吃饭睡觉，我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片子、研究骨龄，做科研资料和文献的搜集、整理工作。就连过春节，我都是在看文献，在做研究中度过的。

张绍岩与家人在一起

三十多年来，我投入科研工作，我的妻子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。80年代初，在我搞省内骨龄标准的时候，我的老岳父病危去世了，可那时我正在搞省内骨龄标准，在唐山取样，两个孩子又小，妻子连回家见自己父亲最后一面的愿望都没能实现，成了一辈子的遗憾；

我的父亲是在十年前病故的，我的老母亲是在今年去世的，我十八岁时离开家，从此以后很少回家，基本上没有照顾过他们。这么多年来，都是我的兄弟姐妹，我的姐姐在替我尽孝。

父亲母亲理解我，他们从来不对我提任何要求。在我做全国标准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说是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出车祸了，我赶紧心急火燎地赶到唐山，看到老父亲腿上打着厚厚的石膏，躺在床上不能动，我心里是又难受，又愧疚，我就跟父亲说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没有好好尽过孝，这次我一定多陪您几天。可是老父亲说，你的工作很重要，你抓紧时间回去吧，我这有你哥哥姐姐照顾，你不用担心。我知道，父亲这样说，是怕给我拖后腿，添麻烦。我的研究工作确实也是在关键时期，我是含着眼泪离开的。至今，我每当想起这件事，心里总是不是滋味，我亏欠父母的太多了。

我没有什么豪言壮语，我就觉得，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。党和人民已经给了我很高的荣誉，今天又让我上台宣讲，这是组织对我最大的认可，是值得让我骄傲的事。

张绍岩一生获得众多荣誉

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也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。这辈子我一直在搞体育科研，并为之坚持，这是因为我的初心一直没有变过，奋斗也从来没停止过。

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，一名体育科研人员，我深深地体会到，要做好一件事，就应该要有“板凳甘坐十年冷”的恒心和毅力，要有精益求精，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，更要有报国尽责、追求卓越的思想境界。

体育科研在体育工作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，作为一个过来人，一名老者，我希望更多具有责任担当，具有坚持不懈、专注执著精神的年轻人，加入到体育科研队伍中来，为我们体育事业更好的发展，继续作出更大贡献。

张绍岩，1946年10月出生，河北唐山人，北京体育大学运动生理学专业毕业，1981年进入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。一生进行骨龄研究工作，论文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。获得体育科技先进工作者、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